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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2月26日，千余名日本陆军“皇道派 ”青年军官制造叛乱 ，历时4天占领日本军政中枢机构
，刺杀多名军政大员，史称二二六事件
。随后 ，东条英机等“统制派
”军人
，按日本天皇裕仁旨意派兵镇压暴动官兵。这一场90年前的军人恶斗，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。其结果是“统制派”军人崛起 ，建立了军部法西斯“国防国家 ”体制，制定出体系化的亚太征战计划
。

1936年6月修改的《帝国国防方针》强调“整备武备
”
，以便“在一旦有事之际，便可先机制敌 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”；当年8月制定的所谓《国策基准》和《帝国外交方针》
，再次确认了对外进攻性的战争原则，指出“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 ，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
，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，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 ，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 ”
，即通常所谓北南并进方针。翌年，日本采用“制造借口”的惯用伎俩 ，发动卢沟桥事变
，并按计划在上海 、杭州方向登陆，开始全面进攻中国 。再至1941年 ，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，太平洋战争爆发
。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
，其陆海总兵力高达700余万人。

经由二二六事件强化的日本军国主义，是人类史上少见的
、极为狂暴的战争机器 ，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形态 。要理解这一点
，不仅需要研究当年的日本军政体制及其征战半个地球的侵略史，还需特别关注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地域的遗毒影响
。

1945年战败投降后 ，日本军队被解散
，军事机构被撤销，和平民主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为壮大。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，美国对日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
，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，日本国力因此快速复苏 ，并于1954年以“自卫
”之名重建陆海空武装力量 。再有岸信介、重光葵那样的“战犯政治家”
，重新洗白掌控国家政治，“新型军国主义 ”在日本渐次登场。

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
”的表现一如战前 ，首先是在军事领域
。1970年，日本发布首部《防卫白皮书》
，提出了“专守防卫”的概念，但这一原则很快被不断突破。进入上世纪80年代 ，日本提出对敌方基地发起“先期攻击 ”或“抵近攻击
”
，类似战时日本在《帝国国防方针》中规定的“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”，“专守防卫 ”原则被持续侵蚀 。

新世纪以来 ，日本武装力量加速发展
，相继建造了具有进攻能力的“出云
”号和“加贺”号直升机驱逐舰，对外出售军事装备 ，并不断在东海 、台海
、南海生事
。10余年来
，日本安倍、岸田 、高市政权相继在接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
、石垣岛等地推进导弹部署，炮制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《国家防卫战略》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》等“安保三文件 ” ，加快强军扩武步伐
，推动日本再次成为“能战
”国家，且将中国定位为“最大战略挑战”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“台湾有事 ”与日本“存亡危机事态”挂钩 ，与二二六事件后强调的“一旦有事论
”一脉相承 。

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《军人与国家》一书中指出，战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制度安排相结合
，“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，但与1945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 ，其本质仍将相同”
。当今日本的“新型军国主义 ”
，在本质上与二二六事件时期的军国主义元素相同，理应引起地区各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 勇）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6年03月18日 第 03 版）